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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度使身份出任中书令，并有同平章事相衔，本来可以说只是此时寻常的“使相”而已。即便假中书令[指检校]变真中书令，也不过是名誉地位进一步提高，没什么值得一提。然而“南衙设座”，却表示朝廷已经认可他的真宰相地位，可以进凤阁鸾台主政天下！由此，朝野上下才尊称其为“右相”，这个高宗、玄宗时曾经两度出现的旧名。
  今日，是李曜第一次以“右相”身份来到大唐帝国的中书省，也就是政事堂所在，此处又有“中书门下”以及“凤阁鸾台”等称。今日执笔宰相王抟，以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身份，为李曜介绍政事堂的一切掌故。
  唐代中央机构实行三省六部体制，中书主出令，门下掌封驳，尚书主奉行，这是人所熟知的。但是作为唐代中央最高权力机构的政事堂，却很少为人所知，如政事堂创始的时间，政事堂制度的形成，这个制度的基本内容，也就是政事堂的职权、组织、参加会议的人员及会议主持者、权力凭证，政事堂的性质，政事堂制度产生的政治历史背景等等，就算后世那些精研唐史的学者也很难将之理清。此次李曜以中书令身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好有机会一睹政事堂内情。
  关于政事堂创始的的时间，历来说法纷纭，莫衷一是。具有代表性的记载有两种：一是唐代人李华写的《中书政事堂记》，认为政事堂始于唐高祖武德年间；二是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含含糊糊地说是“其后又置政事堂”，推其事当在唐太宗贞观年间。
  李曜的身高在这年月着实不差，数年的军伍锻炼，更使他筋强骨壮，杀伐决断之气隐然其中。此时他一身紫袍，英姿卓绝，身旁陪同者皆是当朝宰相、重臣。
  其中当朝宰相计有司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王抟，中书侍郎、工部尚书、同平章事陆扆，中书侍郎、礼部尚书、同平章事崔远，门下侍郞、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崔胤，门下侍郞、盐铁转运使、判度支、同平章事刘崇望，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孙偓，刑部尚书、同平章事裴贽。
  重臣计有中书舍人苏检、吏部侍郎裴枢、户部侍郎王溥、礼部侍郎独孤损、兵部侍郎卢光启、兵部侍郎薛昭纬等。
  面对李曜对政事堂制度初现时间的问题，王抟答道：“政事堂者，自武德以来，常于门下省议事，即以议事之所，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起复授司空，房玄龄起复授左仆射，魏征授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
  此时的王抟，可谓精神奕奕。太原王氏押宝李曜这步棋，当年他从无可无不可到全力支持，如今终于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李曜如今身为右相，乃是宰相之中官职最高的一位，同时又是河中节度使，雄兵在握，邠宁、保塞、天雄三镇如其一体，鄜坊、泾原也惟其马首是瞻，如此近则为相，远则是将，当真是文武全器，天下无二！太原王氏有他为依，何愁家业有坠！
  李曜今日却顾不得观察王抟的情绪，只是细细体会王抟这番话，乃是点明了三个事实：一是“自武德以来”已有政事堂。“自武德以来”，当然是指“自武德年间”以来，而不能理解为割去“武德年间”的“武德以后”，这是显而易见的。二是自武德以来，宰相已“常于门下省议事”。既是已“常于”，就可以肯定不是什么新制度；既不是新制度，当然就不会是“武德以后”才有政事堂。三是自北朝以来，门下省地位特重，“诏旨之行，一由门下”。因有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的惯例，“故长孙无忌”，就是说，“所以”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三大臣“皆知门下省事”。那就无论如何得不出因为三大臣“皆知门下省事”，才有政事堂的结论来的。
  王抟这么一说，李曜顿时想到，当年他十分尊敬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论述隋唐制度渊源时曾指出：“若能注意‘高齐创业，亦遵后魏’，‘（隋）高祖践极，复废周官，还依汉魏’，及‘唐之官制大体皆沿隋故’数语，则隋唐官制之系统渊源已得其要领。”
  唐初多沿隋制，实行宰相集体议事制度，三省长官共议国政，不能没有议政场所，所以，“自武德以来，常于门下省议事”，并且即以议事之所，“谓之政事堂”。这时政事堂，所以设在门下省，是因为自北朝以来，“诏旨之行，一由门下”，“军国大政，万机之事，无不预焉”。可见，在北朝时门下省权尊势隆，在国务活动中自然成为军国大政决策之所。因此，政事堂议政起始的时间，只能往贞观、武德以前推，很可能在北朝、隋代即有此制，而不可能是在武德以后的贞观年间。
  见李曜还在思索，近来紧靠河中的中书侍郎、工部尚书、同平章事陆扆便笑着解释道：“我朝建国之初，其制度以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议政场所即为门下省的政事堂。故时人一般皆以三省长官为真宰相，而真宰相参加政事堂商讨军国大政，乃有当然资格。然国朝宰相，一如隋时，自始就不限于三省长官。”
  他举例道：“譬如隋代柳述以兵部尚书参掌机事，裴矩、裴蕴以黄门侍郎知政事，已开他官兼任宰相之风。到了我朝，此风更盛，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自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